诸葛亮，字孔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生于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在人们心目中，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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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一生，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因此，他的理财思想带有浓厚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色彩。其突出特点就是：围绕战争所需，大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同时注重商品流通，壮大财源基础；在此基础上，实施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货币政策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严格财政支出控管，倡导廉政俭约之风，压减政府开支，以适应北伐战争和稳定蜀汉政权的需要。

(一)，重视发展壮大财源基础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以物物交换为补充的自然经济社会。因此，农业在当时是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诸葛亮早年在襄阳隆中“躬耕陇亩”，自然深知发展农业是“富国安家”之根本。因此，他于公元213年随刘备入主成都，建立蜀汉政权以后，充分利用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志·蜀书》卷三《后主传》），壮大财源基础的政策措施。

首先，兴修水利，筑堤固坝，确保农业稳定增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益州境内水利资源丰富，为了确保农业丰产丰收，诸葛亮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维护。

都江堰是我国秦代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著名水利工程，《水经注》记载都江堰说：“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作三石人于白沙邮，邮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俗谓之都安堰。”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都江堰工程规模之大，对当时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诸葛亮十分重视对都江堰的保护，专设堰官，并统帅1200名士兵驻守在那里，专司对都江堰的保护和疏浚之责。

除了注重都江堰的维护，诸葛亮还根据需要适时修建新的水利工程，据《一统志》记载，诸葛亮治蜀时，“在金齿指挥司城南一十五里”，修建有“大诸葛堰”，“小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孙嘉淦《南游记》也有诸葛亮续修漓水渠的记载：“漓江初分，屈曲山间，别凿一渠通舟。秦伐南粤，史禄凿，汉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于此置阴，阴犹闸也。诸葛武候续修之，渠上有武候祠”。

为了防止水患，诸葛亮还十分注重筑堤防范。《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

《成都府志》也载有：“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候筑堤九里，以防冲啮”。四川三台县文化馆藏有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载：

“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

上述史料充分说明，蜀汉初期，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建立稳固的财源基础，诸葛亮十分重视与农业息息相关的水利工程建设，从而保证了农业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得蜀汉“封域之内，沟泊脉散，缰理绮错，黍稷油油，梗稻莫莫”（《三国志·蜀书》卷十四《蒋琬传》）。百姓“安其居，乐其业”，“田畴辟，仓廪实（《文选》卷四《蜀都赋》）”，为稳定新生的蜀汉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植桑养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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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修水利、鼓励农耕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重视发展林、牧、副、渔生产，力求使各业兴旺。据刘禹1锡《嘉话录》、《三国志·诸葛亮传》和《太平寰宇记·益州记》所载，诸葛亮在战争间隙，曾率众在今四川越西县山野种植蔓菁菜，在绵竹武都山坡播白荨菜，在祁山南麓种植“丰茂宿草”以供放牧。尤其是诸葛亮根据“川土沃美”、气候适宜的特点，大力提倡民众植桑养蚕，他自己还带头在家里种植十五顷桑树。由于他的倡导，蜀汉蚕桑兴盛，所辖境内“栋宇相望，桑樟接连”。他经营过的月谷口(在汉水右岸)，“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住饶水田”。

80年代初期，在陕西汉中地区出土的蜀汉墓葬文物中，发现许多猪、狗、羊、鸡、鸭、鱼、龟、鳖、蛙等陶制动物，还有一些荷叶、菱角等水生植物，从这些随葬的陶制器物可以看出蜀汉时期在诸葛亮的大力倡导之下，农民家庭副业和种养植业的盛况。由此可以想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蜀汉地区多种经营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军需物资供应，而且为增加蜀国财政基础，实现“府库充实”创造了条件。

第三，倡导织锦，兼顾工业，积极拓展商品流通。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大都实行“上本抑末”政策，即提倡农业，抑制工商业。但诸葛亮以其理财大家的战略眼光，在继承“上本”之传统的同时，并未“抑末”，而是大力发展工商业。晋人袁准称赞诸葛亮治蜀，“夫本立而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最能说明诸葛亮重视工商业的莫过于倡导蜀锦生产与流通。他从当时国家财力需要出发，强化对丝织业的生产与管理，他认为：“决敌之资，唯仰蜀锦”（《太平御览》引《诸葛亮集》）。因此，专门设置锦官，《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记载：“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锦官的设置，充分说明诸葛亮对织锦业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织锦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引以骄傲的行业。左思《蜀都赋》所载“ 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可以说是当时蜀锦制造业兴旺发达的生动写照。蜀锦不仅质量精美优异，而且产量甚多，在诸葛亮南征北伐的长期战争中，蜀锦就成了军费开支的重要财力来源。据有关史料记载，蜀锦除被用来作为礼品多次馈赠吴、魏和诸夷之外，还作为商品畅销国内外。

《初学记》中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孙吴江东地区尚没有织锦业，曹魏中原地区虽有织锦业，但远不能满足需要。“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可见，魏吴两国在当时都向蜀汉购买大量蜀锦。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三国时期，蜀汉由于诸葛亮开明的政策，无论官营或是民间商业均比吴魏所辖地区活跃，从而使蜀汉经济日趋繁荣，出现一大批富豪之家，左思《蜀都赋》描述当时成都商贾云集，市场繁华的景象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坠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织丽星繁”。

第四，规范户籍，移民垦荒，扩大国家财力来源。

早在隆中隐居之时，诸葛亮就发现当时户籍管理松驰，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大量流失的弊端，因此，在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之后，他就向刘备提出“游户自买”的建议，他说：“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即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即把流离失所的“游户”进行户籍登记，然后安置在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上，使之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使“游户”安居乐业，另一方面扩大官府纳税对象。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这个计策，“故众遂强。”

蜀汉建国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农业耕作面积，诸葛亮在征得刘备同意后，命李严从登记的“游户”中向汉中地区移民两万人，同时，将一些兵士的家眷也迁往汉中定居，开荒垦田，从事农耕。采取这些措施，使昔日荒凉的汉中出现了“男女布野，农谷栖亩”（《三国志·蒋琬传》）的景象，成为“财阜民安”的富庶之地。

第五，以夷治夷，政策优惠，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为了确保新生的蜀汉政权有一个稳固的后方，诸葛亮在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以后，继续采取“攻心为上”的政策，动员世代居住在山林以渔猎为生的夷族人民“徙居平地，建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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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旧志》载，安远山顶焚刹寺门前有石刻诗云：“昔日夷坛旧醮天，如今原岭尽桑田，路迎马骨皆冠带，城上何次再控弦。”这首诗可以说是诸葛亮实施迁徙政策后，夷族山区变桑田的真实写照。随着夷族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诸葛亮在坚守承诺，不向夷族人民运粮纳贡的前提下，“劝令”夷族的“大姓豪富”，“出金、帛”，“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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